海南封关运作是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次关键实验。在全球贸易摩擦加剧、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通过制度性开放向国际社会释放出明确信号：中国仍在主动深化开放，致力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并持续改善外资参与中国市场的制度环境。
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封关。
当天，海口美兰机场，首批适用“一线”“零关税”及执行例外措施的进口货物顺利进境。同时，首批符合“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货物经“二线口岸”出岛，海南自贸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全新监管模式在美兰机场正式落地运行；
在海港口岸，洋浦港一艘载有17.9万吨、货值近4亿元的石化原辅料货轮完成“零关税”进口放行，在享受“一线放开”政策后，较封关前为企业节省进口环节成本近千万元，政策红利转化为可量化的经营收益；
资本与产业齐头跟进。当天，西门子能源在洋浦经济开发区举行燃机总装基地及服务中心开工仪式，并同步成立西门子能源（海南）有限公司，成为全岛封关后落地的首个制造业标志性外资项目。
从航空口岸到深水港口，再到制造业投资现场，封关首日的一系列具体场景，勾勒出海南自贸港制度由“设计图”走向“实景图”的清晰路径。
历经五年酝酿，一个覆盖全球最大面积、产业形态最为多样的自由贸易港由此启航，成为中国深度连通世界的重要新节点。
长线红利
封关，并非将海南“关起来”，而是通过划定更清晰、可预期的制度边界，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从操作层面看，封关意味着将海南全岛整体纳入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风险可控的物理空间；而从制度层面看，这更是一场系统性的开放试验。通过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监管安排，海南在货物、资金和要素流动上实现分层管理，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守住风险底线。
这一制度设计的核心，在于建立一套有清晰边界的海关监管框架：在“第一线”，货物进入海南时享有更高程度的通关便利和政策弹性；在“第二线”，货物进入内地市场则依法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和税费管理；而“岛内自由”确保各类生产要素在自贸港内部顺畅流动。通过这种安排，海南既能够构建与国际贸易规则高度接轨的开放空间，又能够有效隔离风险，维护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安全与稳定。
多位研究自贸港制度的专家指出，海南自贸港是我国领跑高水平开放的生动实践，其目标不仅是发展一地经济，而是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探索—示范—引领”的作用。与中国香港、新加坡、迪拜等国际知名自由贸易港相比，海南自贸港覆盖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体量明显更大；同时，海南背靠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使其在拓展贸易规模、承接产业转移和吸引长期资本方面具备独特优势。
正因如此，海南封关运作也被外界视为中国提升自由贸易制度信誉的重要一环。通过在有限空间内测试“零关税”“低税率”、跨境资金自由便利流动以及高标准市场准入等复杂制度组合，海南为中国未来对接更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提供了现实样本。学界认为，这一实践将为中国在条件成熟时参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高标准贸易协定积累制度经验。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海南封关运作是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次关键实验。在全球贸易摩擦加剧、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通过制度性开放向国际社会释放出明确信号：中国仍在主动深化开放，致力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并持续改善外资参与中国市场的制度环境。
这个时间节点本身也具有象征意义。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序幕；47年后的2025年12月18日，海南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被视为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标志。这一节点既是对改革开放初心的呼应，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制度宣示。
随着封关运作正式落地，围绕贸易、投资、金融和产业发展的多项政策红利开始加速释放。海南自贸港，正从“政策设计图”走向“制度运行场”，其成效不仅关系海南一域，也将成为观察中国开放路径演进的重要窗口。
“零关税”是国际自由贸易港政策的重要特征，也是海南自贸港政策制度体系的主要特征之一。
封关后，“零关税”商品覆盖面将显著提高。零关税商品的税目由原先的1900多种扩大至6600多种，整体“零关税”水平从21%提高到74%，适用对象基本覆盖全岛有实际进口需求的各类企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经营主体。据海南省财政厅测算，此次扩围后，“零关税”商品将涵盖几乎所有生产设备和原材料，预计可为进口设备企业节省约20%的税收成本。
“零关税”核心政策之一是“加工增值30%免关税政策”。这一政策允许符合鼓励类产业目录的企业，使用进口原料在海南加工增值超过30%后销往内地时，可免征进口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实现了进口料件进入内地终端市场免关税的效果。截至2025年11月，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累计内销114.2亿元，免征关税8.78亿元。
“低税率”是海南自贸港吸引企业和人才的核心优势，封关后这一优势将进一步巩固。在企业所得税方面，自贸港鼓励类产业条目已扩至1100多个，涵盖生物医药、海上风电、专用汽车制造等多个重点领域，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享受15%的优惠税率。截至2024年12月底，海南已有近4300户次企业享受该优惠，大量“人流”“物流”“资金流”向海南汇聚。
个人所得税方面，在海南工作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15%的部分会予以免征。也就是说，假设高端人才一年应纳税所得额为100万元，只要符合要求，其个人所得税减按15%的税率缴纳，即缴税15万元。截至2024年12月底，已有3.9万余人次享受该优惠，海南累计吸引各类人才超85万人，为自贸港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更人性化的是，今年起，“累计居住满183天”核算方法优化，因公出差、休假等合理离岛时间均可计入，仅需实际居住不少于90天，大幅降低了人才享惠门槛。
随着自贸港开放程度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DI）需求持续增长，封关后ODI备案便利化政策将进一步升级。依托自贸港制度优势，海南不断简化备案流程、压缩办理时限，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高效支持。
在贸易投资便利化领域，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分局牵头制定了涵盖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融资租赁外债共享等20余项实施细则，为经营主体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指引。
跨境资金流动管理制度也进一步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业务管理办法》，为跨境资金自由流动提供制度保障。为支持这一安排，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于去年5月推出海南自由贸易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EF账户），构建本外币一体化的账户体系。截至今年10月底，海南已有11家银行上线EF账户，累计开立658个账户，相关业务规模约为2689亿元人民币，资金往来覆盖80个国家和地区。对企业而言，这一制度显著降低了跨境资金管理成本，也提升了海南在区域金融体系中的枢纽功能。
多方受益
封关运作落地后，海南自贸港的受益面正在由“政策预期”转向“业务兑现”，并逐步扩展至企业、金融机构乃至普通居民等多个层面。
“自贸港的政策方向始终保持稳定，变化更多体现在规则细化和执行层面，但业务增量是实实在在的。”一位长期服务自贸港企业的海南本地银行从业者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
对中国企业而言，封关带来的不仅是税费下降，更重要的是制度确定性提升。一批制造和加工企业开始将海南纳入全国乃至全球产业布局。以“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为例，企业在海南完成一定比例的加工后，产品进入内地市场可免征进口关税，这直接改变了部分企业的选址逻辑。一些原本依赖沿海加工区的企业，开始在海南设立加工和区域总部，以降低整体供应链成本。
厦门建发、江苏苏美达等地方国企在供应链管理、贸易结算和大宗商品领域扩大在琼业务；南方电网、中建系统企业则围绕能源、基建和城市更新持续加码投资，与之配套的港口、物流和园区基础设施同步推进。
外资企业的参与度也在提升。封关后，自贸港在市场准入、跨境资金流动和税收安排方面的制度组合更加清晰，有助于外资进行中长期规划。西门子能源在洋浦落地燃机总装基地，正是看中了海南在高端制造、跨境贸易和区域辐射方面的综合制度优势。类似项目的共同特征是：不单纯追求短期成本红利，而是将海南视为连接中国市场与亚太市场的重要节点。
制度开放的外溢效应，也体现在人员与资本的双向流动上。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的FDI Intelligence指出，海南目前实施的是中国境内最为宽松的免签入境政策之一，已有86个国家公民可免签入境海南。“海南自贸港这些前所未有的‘自由’‘便利’，不仅吸引各国游客，也吸引国际资本提前进驻”。
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趋势。据官方统计，近五年，海南新设外商投资企业8089家，年均增长43.7%，实际使用外资1025亿元，年均增长14.6%，176个国家和地区在琼投资，海南已成为全球投资新热土。
封关的制度红利同样在向民生领域延伸。随着产业集聚和项目落地，就业岗位持续增加，人才政策叠加低税率环境，对专业技术人员和国际化人才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个人所得税优惠、高端医疗资源引入、国际教育项目布局，使自贸港的开放成果逐步转化为居民可感知的生活改善。
从更长周期看，封关之后的海南，自贸港建设将进入“产业承载”阶段。
2025年11月底召开的中共海南省委八届八次全会，为这一阶段明确了路线图。会议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以“45432”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框架，为封关后的产业布局提供了制度锚点。
按照这一框架，海南将重点推动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四大主导产业补链延链、优化升级；培育壮大“五向图强”新质生产力，打造特色产业链；推动生物制造、氢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四新”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做优离岛免税、医疗、教育“三篇消费文章”，做实服务全国、享誉世界的消费产业；加快建设人才荟萃之岛、技术创新之岛。
政策工具频出。金融支持正在向创新和早期企业倾斜。海南财金集团设立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创新投资基金，首期规模10亿元，重点投向种子期、初创期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试图补齐自贸港在科技成果转化和创业融资环节的短板。这类基金的出现，也为银行、保险和产业资本提供了更丰富的协同空间。
数字经济被普遍视为封关后最具成长性的领域之一。近年来，一系列“硬基础设施”已提前布局完成：海南—香港国际海缆建成投用，使在琼注册企业可依法申请访问境外网络；连接中国香港、新加坡并延伸至东南亚多地的ALC国际海缆在陵水登陆；第三条国际海缆正在建设中。数据通道的打通，为跨境数据服务、离岸研发和数字贸易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移动海南国际数据中心于2024年6月建成投产，成为目前海南最大的单体数据中心；全球首个商用海底数据中心项目也在陵水投入使用，利用海水作为自然冷源，使整体能效提升40%至60%。这些项目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共同构成海南发展数字经济和新型算力产业的重要底座。
海南封关，通过制度整合与产业导向叠加，形成了对企业、资本与居民多层次的持续吸引力。可以预见，随着规则进一步细化、案例不断积累，封关效应将从“先行区优势”逐步演变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其外溢影响也将超出海南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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