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上海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变化，使她被贴上了国际化、新潮时尚的标签，甚至有些人忘记了这座城市曾有过悠久的历史。
上海，既年轻又古老！而老城厢的城墙，正是承载这段历史的象征之一。
上海在元朝时期由一个小镇升格为县。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它迅速发展，成为了一个经济繁荣、人口密集的商贸中心。
展开剩余82%从元朝末期到明朝初期，上海县并没有修建城墙，整个城镇相对平安。然而，到明朝中期，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倭寇的侵扰。特别是在嘉靖年间，倭寇的骚扰达到了顶峰，他们频繁地袭击上海，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四月到六月的短短两个月里，倭寇连续五次侵袭上海，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县市几将半成焦土”，整个上海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例如，在五月初七，约千名倭寇从太平寺、竹家桥一路袭来，市民惊慌失措，商店被洗劫一空，粮食和船只也被摧毁，满载物资的船只被掠走。那一年，驻守上海的官员和士兵死伤惨重，百姓的损失更为惨重。
面对这样的局面，官民一致认为，修筑城墙已成为当务之急。在嘉靖三十二年九月，借着倭寇撤退的间隙，上海开始动工修筑城墙。官员和百姓齐心协力，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城墙就建成了。
根据《万历上海县志》的记载，上海的城墙全长约九里，高约二丈四尺。城门有六座：东门叫朝宗门，南门叫跨龙门，西门叫仪凤门，北门叫晏海门，还有两个小门，分别是宝带门和朝阳门。城墙还设置了三个水门，分别跨越肇家浜、方浜和其他水道。城墙防御设施相当完善，包括敌楼、平台、堞楼等多种建筑，但由于时间紧迫，预算有限，城墙的建设大多采用泥土和木材，未能使用瓷砖，防御能力较为有限。尽管如此，城墙在防御倭寇时仍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帮助军民坚守住了城池。
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政府不断对城墙进行增修和加固，城墙的防御功能逐渐得到了完善。这些修缮工作一直持续到清朝初期。
进入晚清，上海城墙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成为当时报刊上常见的讨论话题。
其中一个原因是战争。1853年8月到1855年2月，上海被小刀会攻占。在这期间，清军多次用火药炸毁城墙，企图打入城内驱逐敌军。《遐迩贯珍》1854年7月报道：“在6月29日清晨，官军用火药轰炸城墙，城墙崩塌了三丈多。”9月的报道写道：“8月30日，上海官军再次用火药轰炸城墙，第二次轰炸造成五十名士兵伤亡。”虽然城墙遭到破坏，但城中的百姓奋力抵抗，官军始终未能顺利进入。
在随后的战事中，哪一方能够攻占城墙，哪一方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另外，上海城墙成为讨论的另一个原因是城市的建设。1843年上海开埠，随着租界的设立和外贸的快速发展，上海逐渐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人口激增，城市的经济、行政活动频繁进行。此时，原本作为防御工具的城墙，逐渐成为了阻碍人流和物流的障碍。上海县的城墙开始显得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的需求，许多商铺也开始将生意转移到租界去。
面对这种特殊的局面，务实的应对措施显得尤为重要。1900年，李平书听说法国计划拆除上海城墙并将其纳入法租界，他建议应该尽早拆除城墙，以便更好地发展。1906年，李平书和姚文枬等人联合上书上海道台袁树勋，要求拆除城墙，改造道路，促进交通和商业发展。
除了展望未来，李平书等人也看到了上海城墙面临的现实问题——城墙已经有200年没有得到修缮，破旧不堪，且在现代战争中已难以发挥防御作用，城墙的存在价值也日益受到质疑。
因此，拆除城墙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同时也有不少人主张保护城墙。在“拆城”与“保城”两派意见相持不下的情况下，1909年，上海官府采取了折中的措施——增设了新的城门，并对一些主要城门进行了扩建。新的城门包括尚文门（小西门）、拱表门（小北门）和福佑门（新东门）。同时，宝带门、朝阳门和晏海门也得到了加高和加宽。这样一来，上海的城门数量增加到了十座。
辛亥革命爆发后，上海于1911年11月4日光复。次年1月，姚文枬再次提出拆除城墙的建议。在新政府的支持下，上海的城墙最终开始拆除。1912年1月19日，拆除工作正式启动，首先拆除的是大东门附近的城墙，接着逐步向其他地方推进。每拆除十丈城墙，需支付银一百两，总费用大约为28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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